除了爱做饭、观念传统、读书用功这些老标签,外国学生对他们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怎样的观察?来自世界各地的5名学生,讲述了他们接触到的中国同伴,或许你也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些什么,从而改变些什么。
“中国留学生可被分为三类”
卡罗琳?哈维来自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,现就读于英国威尔士大学。她说自己和中国学生算是“同在一个屋檐下”—-同住的学生公寓楼里有5个中国人,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一应俱全。“他们大都很友善,和其他国家学生没什么不同。一样爱笑爱闹,喜欢朋友聚会,噢,惟一不同就是他们都特别热衷做菜!”(你的外国朋友是不是也在尝过你做的菜后,边点头边说:“Good,Good”?)她笑道,“他们真的特别厉害,每顿饭要做好几盘菜,不像我,用一个盘子就解决了。”
在卡罗琳眼中,中国留学生也要细分成至少3类:愿意接受并尝试融入西方社会的;有些抵触但仍努力改变的;彻底将自己隔绝在一个小团体里的。她说,同住的中国学生中有些非常西化,听英国乐队,开寝室派对和外国学生交朋友。但有些就很封闭,从来不参加集体活动,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卡罗琳认为这和他们出国前的经历有关:“比如那个很少和大家交流的男生,应该是第一次出国还不适应国外环境,加上语言障碍,就干脆把自己给封闭起来。”
说到适应新环境,她无奈地讲述了全楼最严重的“中印危机”:一个中国女生每次都会在冰箱和橱柜里囤积很多食物,导致其他楼友没地方存放食品。一个印度女生对此就特别有意见,经常抗议性地把中国女生的东西直接拿出来丢在外面。“这多幼稚啊,就像小孩子闹脾气。”卡罗琳叹了口气说道,“基本每次都是我去调停,感觉自己跟联合国中印关系大使似的。”
“我不敢邀请中国学生”
艾柯?范?格罗宁根来自荷兰第二大城市乌特勒支,现就读于英国威尔士大学。奔放热情的性格让他的朋友成群,其中也不乏中国学生。在他看来,中国学生普遍家教严格。他对某次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的经历,印象特别深刻:“他家真是一尘不染,进门脱了鞋还要整整齐齐地摆放好,我坐在客厅就觉得浑身不自在,都不敢大声说话了。”
家庭管教严格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课业勤奋。在艾柯看来,中国学生几乎就是“用功狂”的代名词。“我们班有两个中国女生,每次老师开出的长长一张书单,能认真看完的,大概全班也就只有她俩吧。”他感慨道,“不过,总分却还是我更高,因为她们从不参加课堂讨论,那也占分数的50%呢。”(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:中国学生不喜欢讨论不喜欢发言。你是否也曾经知道问题答案或有个不错的点子,但憋死也不举手说,当老师把目光转移到你身上时,你却或装痴呆状,或做羞涩状,等到老师把这个话题结束了,才后悔刚才没说两句露露脸儿。)
爱热闹的艾柯经常在自己或朋友家开办各种派对,其中免不了喝酒和整人逗趣的小游戏。但他一般不敢邀请中国学生,尤其中国女生,“我担心他们会不习惯我们的玩法。毕竟,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中国学生思想还是非常保守。”艾柯曾尝试邀请一个在他看来言谈举止都相当西化的中国女孩,结果发现她整晚都很不自在: “或许传统观念已经深深植根在他们脑中了吧。这并不是一个好坏价值判断的问题,只是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了思想极端开放的人来说,他们让我觉得有些难以接近和不好相处。”
“语言是他们的最大障碍”
萨科斯?欧哈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,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就读。她和3名中国留学生共租一个房子,遇到了一堆让她头疼的问题。
萨科斯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语言—-中国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实在让她没办法很好和他们沟通,也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。“当我被告知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时,我简直太吃惊了。”萨科斯说,“因为他们的口语能力完全不能正常对话,更别说讨论问题了。”
就是因为语言障碍,她和同住的一个中国男生特别不和。“我负责电费水费等各种账单,和采购基本公用物品比如卫生纸和清洁剂。但那个男生,无论我跟他说多少遍,就是不肯出凑份子的钱。他说他会用自己的卫生纸,真是把我给气炸了!”但她后来发现,其实并不是那个男生蛮不讲理,而是他根本就没明白她的意思,经过另外几个中国学生转述,这个男生才了解了状况,补上了该交的钱。
“我们都是在一个陌生国家,都需要适应新环境,他们的语言有障碍会更困难些,这我都理解,但至少要努力。”萨科斯说,“就拿我的合租者来说,有两个女生一直在尝试和我交流,还给我带来中国绿茶,她们的语言进步就很快,比刚来时好多了。可那个男生,见面连招呼也不打,除了固定的两个中国同学之外,根本没有别的朋友,这样怎么可能有进步呢?”(刚出国门,语言障碍是每个留学生都不可避免的,别说你英语多牛,雅思多少,GRE多高的,一律歇菜。这个障碍不克服,想接着混很难的。)
“他们特别爱热闹”
威廉?巴莱特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,现任职美国某投资公司,并曾在该公司成都分部工作过一年。他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主要是在大学期间,他当时已学习了3年汉语,并参与学校华人团体,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。威廉认为自己和中国学生有很多相似之处,例如他的父母也特别重视学业,而不像多数美国家庭那样期望孩子成为NBA巨星。但在和中国学生一起组织活动的过程中,他仍发现了不少差异—-“每当有意见分歧的时候,我希望可以大家摆上台面来公开辩论,而他们却总是希望台下解决,避免冲突。另一个让我很困扰的细节是,他们总临时改变计划,比如一个会议的时间地点,明明早就定好了,但都会突然变卦。”
威廉很羡慕中国人那种互相之间特别亲近的感觉。“他们特别爱热闹,会花很多时间来和朋友、家人相处,一起聚伙吃饭,一起打牌开派对。不像我们美国人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。”(你是不是也经常参加华人组织的派对?你参加派对时有没有注意到,也许周围正有个老外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呢?)
在成都一年的经历让威廉喜欢上了这个温情的城市,“我和中国一起经历了难忘的5?12地震,以后要是有机会,我还想再回去那里工作。”
“他们丢失了探索和思辨能力”
塞缪尔?利波夫来自美国波士顿,毕业于哈佛大学,现攻读麻省理工大学生化系博士学位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中国通”:说一口略带京腔的流利汉语,参加各种中国学生组织的活动,并经由学校项目多次到过中国各地。从8年前刚迈进哈佛校门,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学生的亲密接触—-合住的学生套间中有4个中国人,在那个年代可谓少见。“我特意选择和中国学生一起住。”塞缪尔?利波夫说,“因为当时我已学习了两年汉语,对中国也有很大兴趣。”
回忆起当时的合住经历,塞缪尔对室友间时常自发辩论国家大事的氛围印象深刻。“我的室友来自中国不同社会阶层,因此对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很不同。其中一个女生的父亲当时是北京部长级官员,而另一名男生的父亲则是中国一份刊物的负责人,他们经常激烈争论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。”塞缪尔对此种辩论颇为赞许,认为其争论非常深刻,即便有再大意见冲突也能理智探讨,互相尊重。
相较之下,他发觉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正逐渐丢失这种思辨能力,“他们更实际,更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,对政治则比较漠然,更不会去深究”。塞缪尔认为这非常让人失望,“在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都是佼佼者,他们之中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。如果连他们都丢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,一个国家该怎样不断前进发展?”(越来越多人出国不是为了将来拯救中国政坛,把探索和思辨能力用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也是不错的,但问题关键是探索和思辨能力,有多少人在意呢?)